以另一種方式尊重歷史——電視系列片《新西行漫記》外宣實踐探微
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 孫曾田

電視系列片《新西行漫記》以長征為歷史背景，通過外國人的視角觀察和體驗長征沿線的變遷，節目順應傳播規律，以普通人生活的角度完成大敘事，以國際化的故事講述方式和信息表述方式進行了經典題材一次成功的外宣轉化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做好對外宣傳工作作出許多重要論述；2016年2月，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是，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謬誤、明辨是非，聯結中外、溝通世界。 [1] 在另一個重要場合，習近平同志指出，應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的實踐中“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 [2]

十年來，涌現了大量效果顯著、藝術質量上乘的外宣作品，其中，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集團）制作、日前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播出的六集電視系列片《新西行漫記》便是其中之一，其對于外宣規律的探索與嫻熟把握，對于傳統經典題材的外宣轉化，都有可圈點之處。從其創作中，試圖總結出一些經驗，拋磚引玉供同業斧正。

（一）關于長征題材宣傳的新探索

1.長征概念的發展以及宣傳的側重。

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二萬五千里長征，從此成為中華民族以及中國共產黨精神的象征。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評價道：“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八十余年來，關于長征的宣傳報道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1）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事跡；2）我黨我軍在生死存亡時刻力挽狂瀾，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經歷；3）黨群、軍民關系。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時期，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長征宣傳的外延在新時代有所擴大和延展。20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開始出現了“新長征”的概念，比喻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實現新的目標而發揚和延續長征精神艱苦奮斗。2016年，在紀念長征勝利八十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是不斷向前的，要達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著我們確定的道路不斷前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今天，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就是要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新時代的話語體系中，長征已經不僅僅是已經遠去的歷史事件，而是活態的、不斷延續和發展的，并被賦予新時代特色的意識形態概念。與之相適應的，宣傳報道的重點，也更多地集中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進行的艱苦探索和偉大實踐。

2.《新西行漫記》長征概念的演繹探析。

系列片《新西行漫記》正是以新長征為主題，以歷史上發生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為精神依托和講述背景，它巧妙地沿用了“重走長征路”和“新長征”這兩個富于時代特色的概念，以長征沿線人民的生活變遷、生態變遷、人民對于偉大長征的深厚情感為主線，勾畫出富于時代氣息和生活氣息的新長征圖卷。

選擇長征沿線為主要拍攝點位，其另外一層考慮是，長征經過地區，屬于經濟、民生較為落后的中國西部地區，這些地區的面貌變遷更為顯著和具備說服力。

整個系列片從歷史切入，但極少使用傳統手法敘述長征，取而代之的，它更多地聚焦于群體記憶中的長征，講述長征并不是系列片的主要訴求，挖掘和展示人民心中代代相傳的長征記憶才是重點。更為重要的是，它為后來陸續出現的新生活故事定下了一個穩定且意義深遠的精神根基和原點。整個系列片中，觀眾會被形形色色人物故事、充滿鄉村風情和西部風光的當代生活片段所吸引，但所有這些故事，都自然地與長征發生著某種關聯，就藝術效果來說，系列片散點敘事，卻串珠成線，被長征這個主題有機聯系在一起。第四集《穿過極限之地》中的沐恩底社區彝族同胞在采訪中做了精辟的總結：紅軍長征的犧牲，就是為了今天人們生活的歡笑。對此，觀眾也一定會深有同感。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3] 而系列片《新西行漫記》無疑做了一次關于解讀歷史的有益嘗試，它立足于生活，扎根于現實，避開錯綜復雜、且漸行漸遠的歷史事件，抓住了歷史的精髓——對當下的影響和延續，展示了新鮮、活躍、充滿輕快調性的人文生活，并以此向偉大的歷史致敬，這種思路必然被受眾所接受，并取得廣泛的共情與共鳴。

（二）《新西行漫記》及長征題材外宣的經驗

1.傳播與翻譯。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致中國國際電視臺（中國環球電視網）開播的賀信中要求：“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讓世界認識一個立體多彩的中國，展示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良好形象，為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4]

面對百年未有的變局，中國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傳播自己的聲音，闡釋自己的主張，弘揚自己的文化與制度，進而讓世界認識中國、了解中國？

近年來，對外傳播、宣傳工作日益受到重視，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不菲的成果。然而，在某些方面仍不盡如人意，以至于在國際話語體系中，“西強我弱”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筆者以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簡單地以“翻譯”來取代“傳播”。顧名思義，所謂“翻譯”，就是簡單地將我們習慣的話語、表達方式、思維方式轉換成其它語言，但其內核仍然是自我的。“雖然語言都是外文，但存在對內做樣子，對外無市場的問題，做不到連接中外，溝通世界?，F實操作中，官方習慣于使用嚴謹的、一絲不茍但又十分冰冷的語言向公眾講述事實。” [5] 這種現象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媒體工作者尚未從長期內宣的語境中實現話語體系的切換。

“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 [6]。對外傳播工作中，話語的轉換便是“橋”與“船”，而所有成功的對外傳播作品，都是較好地解決了不同體制和文化之間的轉換工作。在這個問題上，系列片《新西行漫記》做出了可貴的探索和嘗試，也取得了不錯的社會反響和口碑。

2.《新西行漫記》外宣思路與手法探析。

  1）視角和素材的選取。眾所周知，長征，是震撼世界的壯舉，具備普遍且長久的影響力，但無論是斯諾的《西行漫記》抑或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都展示了與國人截然不同的視角。長征具備普世意義，長征的故事卻有著各自的講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系列片《新西行漫記》在長征故事講述上進行了圍繞外宣功能的有益探索。

創作人員選取的當代人物，為美好生活打拼，為生活際遇的變遷自豪，展現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風貌，重要的是，他們展現的是人類共通的情愫——對美好的追求，對歡樂的向往；創作者甚至借鑒真人秀的手法，用了大量篇幅來讓主持人進行生活體驗，這些內容看似與主線無關，但卻有效地渲染了輕快、歡樂的當代中國氣象，引發人們對于前輩奮斗探索價值的領悟。在敘述長征歷史的時候，創作者大膽拋棄掉對于西方人頗感陌生的傳統長征敘事，而是從人與險惡自然的搏斗、以及漫漫征途中溫暖人心的小故事入手，它們非但不會遮蓋長征歷史的全貌，反而有利于遙遠的西方觀眾從上述兩個能引發人類共鳴的側面認識長征，理解長征之于中華民族的含義。

我們注意到，創作者用影像、剪輯、同期、音樂等元素培植了一種輕快、溫馨的調性風格，它不同于傳統長征題材的凝重、莊嚴，但卻新穎且恰當。在西方文化中，也有pain（苦痛）與gain（收獲）的思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奮斗與痛苦換來的幸福和甘甜，這是人類共有的體驗，這也是對于前輩英雄行為一種別致的紀念。

  2）外籍外景主持的使用。我們注意到，系列片《新西行漫記》借鑒了國外紀錄片慣用的手法，引入三位來自西方國家的外景主持人來帶領鏡頭體驗與感受。這不僅是一種形式上的變化。這種主持人節目在創作上需要更多地傾聽主持人的想法，這也就意味著代表受眾市場的主持人和代表傳播方的中方創作人員勢必經歷一種融合和折衷。

這種折衷主義的創作風格，決定了系列片無論敘述角度、題材選取、話語風格上更貼近西方觀眾；而只有如是在策劃和執行層面進行“洋為中用”的大膽嘗試，中國外宣才能切實地從“翻譯”一步步走向有意義、有效果的傳播。

誠然，在系列片《新西行漫記》中，人們不難看到偶爾出現的媒體工作者習以為常的“翻譯”痕跡，但我們畢竟看到了創作者有心的探索，并直觀地看到顯著的成效。沿著這樣的思路不斷探索，講好中國故事，建立中國形象應不只是殷殷期望，而會變為世人樂見的現實。

系列片第一集中，江西一位長征紅軍的后人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今天的生活）是以另一種方式尊重歷史。筆者深以為然，謹以此為題。

參考文獻

[1] 《人民日報》2016年2月20日

[2]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 北京.外文出版社

[3] B.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傅任敢譯

[4] 《人民日報》2017年1月1日

[5] 米廣弘、米洋 應對外宣挑戰 樹立國際形象 《公共外交期刊》2021年第3期

[6]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本文作者: 孫曾田，系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